bibo必博《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新书发布会暨“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与四世纪开端”学术研讨会纪要

　　bibo必博2023年12月18日，适逢古都金陵大雪，由南京大学主办，南京大学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南京大学出版社承办，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协办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新书发布会暨“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与四世纪开端”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李奇茂美术馆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院、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等20余家高校与科研院所的近40余位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共襄盛举，碰撞思想，切磋学问。

　　此次学术活动分为两个环节，上半场举行的是《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新书发布仪式，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陈云松，中国社科院古代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楼劲，江苏省文物局考古处处长李虎仁，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王奇志，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赵清，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祁林分别代表学校、省文物局、兄弟单位及编纂机构致辞，仪式由南京大学博物馆馆长史梅研究馆员主持。

　　陈云松书记在致辞中指出，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南大人取得的重要考古成果，相关发掘工作由南大师生独立承担，是南大考古学科草创时期的重要历史见证与代表性成就。它反映了以蒋赞初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南大考古学家青灯黄卷、孜孜以求的坚定学术志向与顽强工作作风。在很长时间里，这座大墓都是我国南方地区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陵墓，墓内发掘出土的实物遗存和历史遗产为我们了解东晋陵墓制度及当时的社会文化面貌提供了可贵而详实的资料。在高校的校园内发掘出帝王陵墓，更是绝无仅有的考古成就，这是南京大学宝贵的学术资源、文物珍藏和六朝古都南京的文化符号，具有重大和丰富的文化价值。南京大学重视文物保护管理的同时，更加重视研究与利用，注重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帝陵迷踪——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特展”的展出，《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新书编纂与发布，就是我们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融于一炉的具体实践。

　　楼劲会长首先代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全体同仁，向《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新书发布会暨“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与四世纪的开端”学术研讨会的隆重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与崇高敬意。他表示，南大北园东晋墓发掘迄今已达半个世纪，虽然墓主身份仍无定论，但目前学界公认其特征合乎东晋帝陵规制，大体应属《建康实录》所载鸡笼山阳“元、明、成、哀”的“中兴正统”四帝之一，而墓内残存遗物从多个方面反映了东晋文化的绚丽多姿，印证了华夏与西域等多种文明的交流融汇。

　　李虎仁处长代表江苏省文物局对新书的正式出版以及学术研讨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南大北园东晋墓是南大考古专业创设之初的重要发现，在学术界持续引起强烈反响。此次系统整理相关墓葬资料，进而出版正式发掘报告，实是江苏乃至全国考古界的一大幸事bibo必博，必将对推进这一时期历史与考古研究课题的展开，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表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学术底蕴深厚，名家大师辈出，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南京大学也是全国较早设立考古专业的高校，在考古研究领域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传统和治学特色，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国家和江苏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更为江苏文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江苏考古事业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他热烈欢迎南大考古专业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江苏地域文明探源的课题攻关，真诚期待南大历史学院为江苏文物保护和考古事业发展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王奇志副院长指出，南大北园东晋墓自1972年发掘以来，备受学界的广泛关注。该墓发掘的主持者、著名考古学家蒋赞初先生带领的团队一年之内即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简报，这是东晋帝陵考古资料的首次刊布，意义重大。此后关于南大北园大墓的研究和讨论也层出不穷。但是，正如蒋先生回忆的那样，该墓早年破坏严重，随葬器物相当凌乱，粘对修复颇费时日，但遗留的问题仍然较多。此次南大同仁克服种种困难，将北园东晋墓的出土器物系统整理，多角度、全方位公布考古文物信息，并汇聚原始简报和相关研究论文等资料成册，摸索出当下对于旧材料整理编写考古报告的一种新方法，无疑是值得推广和借鉴的。南大博物馆推出“帝陵迷踪”展览，把科学整理研究的成果，用博物馆语言全面系统的展示出来，辅助一系列的专家讲解、导览讲座和公众参与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在校园、文博行业乃至社会层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此他也表示祝贺和对南大博物馆同仁的敬意。他表示，南京大学文博考古研究与南京博物院有着深厚的渊源，从胡小石、曾昭燏、蒋赞初诸先生打下基础开始，到当下活跃在江苏文博考古第一线的年轻学者，从人才培养、考古发掘、课题研究到博物馆展览，南博和南大的合作交往从未停顿。在文博考古事业蓬勃发展的当下，衷心期待南博与南大能够展开更为全面、深入、多元的交流与合作！

　　赵清书记介绍了南大考古专业的历史发展学科特色，他指出南京大历史学院考古学科肇始于民国，专业成立于1972年，目前拥有考古学、文物和博物馆三个一级学科。50年来的专业建设发展及人才培养，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从本科到博士的各层次考古专门人才。近年来，在学校和省、市的大力支持下，南京大学在苏州校区成立考古文博与中华文明研究院，在各地建立考古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科发展及人才的培养，赢得了新的空间。南大考古长期以来在中国考古教学科研体系中，特色和亮点方向鲜明，边疆考古、汉唐考古、六朝考古、外国考古、丝绸之路考古、东亚考古、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文化遗产等，均具有较高的学术美誉度。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的发掘与研究，是与南大考古的发展相向同步的。从蒋赞初先生开始，南大考古人一代代接续发力，贺云翱、张学锋、吴桂兵等教授不断奉献出颇引学界关注的优秀成果。而“帝陵迷踪”特展的推出，更是成为中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国高校博物馆学界的现象级活动，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表现。他表示，南大全体考古人一定会为国举才，为党育人，竭力传承和讲好中华优秀文化及故事，将优秀科研成果写在祖国母亲的大地上。

　　祁林副总编辑表示，《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作为“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书系·丁种资料”的第贰号，由南京大学博物馆、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共同编著，将由蒋赞初先生主持、发掘于1972年4月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现存器物、资料加以系统整理、修复，并在1973年4月发表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发掘简报的基础上，重新拍照、测量，绘制遗迹分布图、器物图等，首次将这座六朝帝陵级别的墓葬的资料完整呈现，填补了当前南京地区六朝考古发掘报告出版的空白，对六朝史、六朝考古研究乃至魏晋南北朝史、魏晋南北朝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书严格按照考古报告的规范撰写，由具备考古专业背景的编辑责编。编校过程中，编辑团队与作者团队反复沟通、修改，前后多达十个校次，精编精校。为尽可能直观、完整地呈现墓葬器物的出土情况，本书收录了大量彩图，图版占全书的一半篇幅。针对图版的排版，编辑与作者团队多次讨论、现场调色，以保证排版印刷质量，使本书在专业性、学术性的基础上，兼具美感，提升阅读体验。

　　随后，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陈云松、南京大学宣传部部长孙乐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盛之翰、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研究所所长贺云翱共同为《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新书发布揭牌。

　　下半场活动为“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与四世纪开端”学术研讨会，由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副所长张学锋主持。

　　作为新书主编，张学锋教授首先回顾了《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的编纂始末。他指出，南大北园东晋墓从发掘清理到《简报》刊出，仅历时一年，因此随《简报》刊出的器物线图较少，而且受当时摄影、排印技术所限，部分出土器物的质地、色泽、纹饰及细部特征未能清晰显示，是为遗憾。在该墓发掘50周年、南大考古学科成立50周年之际，南大博物馆与南大六朝研究所联合编纂此书，旨在以考古报告的形式悉数公布相关出土文物，以期为六朝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以及中国陵寝制度的研究提供可信的资料。他表示，该墓发掘至今已逾半个世纪，相关文物历经多次迁移，而且原始记录散失殆尽，因此《南大北园东晋墓》或许不是“正式”的考古报告，但在前期整理过程中，仍严格按照考古报告的基本规范，对遗物进行了重新测量，拍摄彩图，绘制器物线图、墓室平剖面图、遗物分布图等，并请发掘主持者蒋赞初先生做了口述史。关于报告的编纂体例，除资料篇外，另设附篇，并收录相关文稿5篇，分别是原《简报》、整理札记、蒋赞初先生回忆口述以及王志高、吴桂兵教授的两篇专文。此次报告的编纂其实是一项集体成果，涉及人员、部门众多，是集体智慧与努力的结晶。他还补充道，报告的编纂一定程度上为长年闲置于库房、原始发掘资料不全甚至缺失的重要考古发现如何公布于众提供了一些经验，而且鉴定当前考古报告图版文字割裂的现状，本书采用一件文物占一页或者两页对开的形式，将高清多维文物照片与说明文字对排，并且对重要文物细节加以特别呈现，最大程度地展示墓葬出土器物全貌，或许能够更便于读者阅读使用，姑且算作是一次新的尝试。当然，受限于学识水平，书中或许仍有错漏之处，他恳请与会专家批评指正。

　　会上，诸位专家学者高度称赞《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报告的学术质量和水平，认为该书的出版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并分别从两晋陵寝制度、出土器物特征、东晋文化面貌、东晋南朝南北与东西交流、东晋南朝的世界史意义、旧材料整理范式等诸多方面陈述观点bibo必博。

　　楼劲会长认为此次新书面世，可谓万众期待、万人瞩目，相信本书出版及此次会议研讨，必将有力推动社会关注与学界研究，使南大北园东晋墓相关问题得到进一步澄清和揭示，在六朝研究学术史上留下佳话。他进而论及南朝的历史地位，正如他在上个月所撰《中国历史上的南朝》一文中揭示的那样，南朝维系了华夏文明的发展方向，为南方经济社会走向迅速发展的转折点，更对隋唐及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而上述三个方面实际上都要从“东晋与四世纪的开端”说起，可谓与本次会议的主题直接相关。而南大北园东晋墓是研究两晋陵寝制度演变的重要实例，研究价值与意义重大。此外，他与张学锋教授展开互动，询及南大北园东晋墓是否发现人骨遗骸等材料。

　　全国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刘毅教授认为，从中国陵寝制度角度考虑，南大北园东晋墓作为东晋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座墓葬，墓主身份为帝陵级别当无疑议，而且可与唐人许嵩《建康实录》记载的东晋帝陵地理位置的分布相互印证。就本次展览及书中所附的彩图而言，部分瓷器如盘口壶、鸡首壶等装饰有带状斜方格纹、铺首等，具有比较鲜明的西晋特征，所以该墓的时代无疑是东晋早期。他援引洛阳西晋晋文帝崇阳陵及晋武帝峻阳陵的钻探发掘资料，指出西晋时期帝陵的排葬规律是“父在东，子在西”，而东晋陵区分区似乎相反，反而是前辈在西，晚辈在东。他还指出，洛阳西晋帝陵主要是土洞墓，而东晋多用砖室墓，这一变化既是时代特征的反映，也可能是地理因素所致。但正如其他专家所言，东晋时期的衣冠南渡，代表了汉魏以来的华夏正统文化在江南地区的延续，并进而直接影响到了隋唐王朝。就这一层面而言，其历史地位无疑远胜于此前的孙吴政权。当然，隋唐制度的渊源之一是南朝，但从物质文化角度而言，可能北方因素更为显著。南大北园东晋墓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这一文化传承的重要物质见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汪勃认为，古代墓葬蕴含着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多种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能够多维度地展现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他主张对于帝陵、贵族墓乃至平民墓葬，应秉持“保护为主”的原则，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发掘或过度的宣传展示。鉴于陵墓是逝者的空间世界，出于逝者安宁的理念，他提倡不发掘墓葬。不过，从现实因素来看，墓葬的适当发掘似乎也存在一定的必要性，特别是大型陵墓的发掘，能够为古代陵寝制度的研究提供实物资料。关于东晋时期的衣冠南渡，他结合近年来在闽南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谈及了几点切身感受。其实，“衣冠南渡”也波及到闽南，而且南宋时期也是如此，汉人退保东南的举动，其实是中华民族融合统一的实证。并且，在这一兼容并收的过程中，华夏传统文化并未萎缩，而是在不断发展壮大，辐射范围也更为辽远。此外，他特别关注古代陵寝的择址问题，东晋南朝、隋唐五代，以至两宋时期，其实陵墓的选址与风水背后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报告编纂科学严谨，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这是南大考古人对学界的重要贡献，并且反映了南大考古田野发掘与学术研究并重的学科理念。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贺西林教授坦言，他并未对南大北园东晋墓展开专题研究和深入解读，但简略翻看考古报告后仍能得出一些宏观认识。比如，通过墓内出土的金饰，特别是镂空金饰，可由此联想到东晋南朝时期的中西交通问题，乃至南北政权之间的互动问题。陈寅恪先生曾就制度层面南朝对北朝的影响，展开过精彩论述，而且直到今日仍不失为非常有效、有力的结论。宿白先生亦就南朝佛教对北朝的影响做过精深的研究，杨泓先生则就墓葬制度层面的南北互动进行了细致观察。就个人的研究而论，他很怀疑北魏洛阳时代南北文化的交流应当存在所谓的“中间地带”，无论是从传世文献还是现存实物出发，以荆襄地区为代表的汉水流域都应当引起特别重视。从墓葬图像的角度观察，所谓的南朝帝陵和贵族墓葬石碑石柱上出现的相关图像，比如畏兽的形象，出现时间均比北朝更早。综上，他认为北魏洛阳时代文化的定格，其核心力量来自于东晋南朝的都城建康，只是很多时候需要通过所谓的“中间地带”逐层传播。而南北政权之间官方使节的大规模往来，也是一个有力的线索。我们应当对南大北园东晋墓在内的南京、镇江地区的东晋南朝墓加以综合考虑，以此作为观察南北之间交流互动的切入点及资料群。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韦正教授表示，《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报告的编辑出版是学界幸事。他完全赞同张学锋教授的看法，即本书问世实际上对于其他长期积压的考古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可以起到很好的示范和借鉴作用。他特别指出，南大北园东晋墓固然是东晋时期的重要墓葬材料，但作为一座帝陵级别的墓葬，它的规模难以与秦汉、隋唐时期的帝陵或高等级墓葬相提并论。毕竟，墓内出土的遗物总数较少。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材料之外，进而思考东晋时期文化的无限性或复杂性，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其实，关于墓葬本身的研究话题，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并不太大。但是，正如刘毅、贺西林两位老师所论，他主张不妨以南大北园东晋墓出土的有限文物为切口，从中窥视4世纪初的东亚世界，进而思考当时南北文化交流、中国古代史的走向、艺术史的源流等在内的诸多问题。因此，他期待南大北园墓报告出版后，能被学界广泛利用，并激发学界新一轮的深入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主任李梅田教授表示，南大北园东晋墓是东晋墓葬中的经典材料，以往对这座大墓的认识基本上完全依赖于蒋赞初先生刊于《简报》上的黑白图版及文字描述，而这次参会得以近距离观看展厅文物，以及报告所附的精美线图、彩色图版等，无疑很令人振奋喜悦。其实，从蒋先生到张学锋、韦正、王志高、吴桂兵等老师，均对该墓进行了相关研究，虽然彼此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在墓主身份、级别等根本性的问题上意见较为统一。该墓在考古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涉及“衣冠南渡”后华夏文化礼仪变革或迁移的问题。考古学研究强调“透物见人”，透过该墓相关资料，我们应该看到背后牵涉的其实是北人南下的问题。从南大北园墓的墓葬形制及相关器物中，不难发现北方的文化影响。比如金饰的制作工艺，特别是金银细珠工艺及锤鍱技术，一方面与中西交流有关，但恐怕也应考虑它与北方的文化联系。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1972年其实是个极其特殊的年份。诸如长沙马王堆、秦始皇陵兵马俑以及稍早一些的河北满城王汉墓等重要的考古发现，均在此年开展考古工作。而且，《考古学报》《考古》《文物》等三大杂志也在此年复刊，众多高校包括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在内均在这一年创立考古专业，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王志高教授在发言中，对南大北园东晋墓发掘、整理、研究的相关各方表达了敬意。首先，他向蒋赞初先生及当年参加发掘整理的所有考古人员致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墓葬的发掘与整理工作，无法与当下田野发掘的技术水平相提并论。但是，将其置于1972年这个年代，南大北园墓的发掘水平堪称全国之最，这是毫无疑问的。叠压在大墓上方的晚期遗迹如宋墓、明代柱础，以及南大北园墓主侧室的清理情况，《简报》都介绍得清楚详实。而且，《简报》中附有墓葬平剖面图、器物分布图、器物线图以及详实的器物描述，足以称得上是一篇质量上乘的《简报》。其次，向史梅馆长及其身后一批有特殊情怀的同仁致敬。51年前的墓葬发掘，在51年后再度掀起了一个学术研究的高潮，而高潮的引领者正是史梅馆长及其团队。从本次展览，到展览之前的文物修复、报告撰写，以及展览开幕之后的系列讲座乃至今天的学术研讨会，这背后都有史梅馆长及其团队的付出与心血。再次，向张学锋教授致敬。因历史条件局限，原《简报》确实存在一些遗憾。这部报告以更为详实科学的方式，收录了全部出土器物的线图和彩版，并补充了蒋先生的口述材料，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诸如南大北园东晋墓这样长期未能系统整理的考古材料在全国、在南京比比皆是，这部报告的整理出版无疑可以作为一种范式，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他相信，随着《南大北园东晋墓》报告的正式出版，对于墓葬复杂性与特殊性的认识将会引发更多学者的关注讨论，而今天的学术会议只是南大北园东晋墓研究热点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教授表示，他虽然不是考古学出身，也未专门学习六朝历史，但博士期间曾以《魏晋南北朝赋史》为题撰写学位论文，此后也长期参加江苏六朝史研究会的相关学术活动。他由此联想到1931年“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吴金鼎先生写给文献学家王献唐的一封手札，信中吴金鼎说他在南京逗留了一段时日，但非常遗憾未能对北极阁下的几千座墓进行正式发掘，原因在于发掘经费大概要耗去4000余元。就信中交待的信息来看，鸡鸣寺北极阁下的几千座墓葬，现在大概多数仍尘埋于地下，而与北极阁临近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的发掘则是历史的一个偶然或说巧合。说起1972年，也勾起了程章灿教授的童年回忆。当时，他上小学二年级或者三年级，曾在老师的带领下，亲自参与防空洞的挖掘，这样的经历至今仍令其记忆犹新。他还提示，“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的书名其实可以简称“南北东西”，南、北、东毋庸解释，而“西”是指“东晋西陵陵区”。说起南大北园东晋墓，做文学的人习惯想象，从墓内有限的文物中，大概可以做一些南北文化交流，乃至于东西文化交流的想象。比如，从《报告》中所附的孙吴坐姿陶俑的图像中，可以去想象孙吴、东晋人的坐立起居等，而通过唐人李商隐《晋元帝庙》的诗句，也可联想晋代皇帝出殡、下葬，乃至祭祀的情形等等。

　　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童岭教授指出，今天的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题目设计很精巧，体现了史梅馆长及其团队的学术用心。日本京都大学已故著名学者川胜义雄先生在论及东晋的意义时，强调东晋是所谓的“江南社会”，它是连接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中介，意义重大。关于展览第二单元的名称“中兴正统”，这是《资治通鉴》《建康实录》等史籍中的原文。楼会长为中华书局新出的标点本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的南朝》，而他写的是《南朝史的起点》，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南朝，抑或南朝史的起点，都需要以东晋的“中兴正统”为前提。如果没有东晋这块中国文化的“压舱石”，恐怕当时会完全沿着北朝这条路发展，也许隋唐帝国呈现出来的也是另外一番景象。刚刚张学锋、韦正两位教授都提及了世界史的意义、有限性与无限性等关键词，说起东晋和世界的联系，他由此联想到202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戚安道（Andrew Chittick）教授的新书“The Jiankang Empire in Chinese and World History”（《中国和世界史意义上的建康帝国》）。总之，无论研究六朝历史，抑或文学的学者，都需要具备这样的世界史眼光和格局。

　　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付龙腾博士对《报告》的编辑出版深感“期待已久”。他表示，今天在场的张学锋、吴桂兵、韦正诸位老师都曾是自己求学阶段的主要指导老师，基本上构成了他个人学术来源的百分之百。读博期间，他曾跟随韦正老师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陵寝制度，但坦言博论成稿后对于东晋陵寝制度的章节感到“心虚”。个中原因，主要是东晋陵墓相关资料的不确定性所致。正如“帝陵迷踪”特展的标题所示，东晋帝陵的墓主身份、主室结顶方式、主侧室营建次序等，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这部《报告》的附篇中收录了张学锋老师的整理札记，其中对主侧室的营建过程进行了推演，令人读后大受启发，想必“纸上得来也未必浅”。其实，南大北园东晋墓主侧室的营建次序问题的厘清十分关键，这涉及到该墓是单室墓，还是单室附加侧室的基础性问题，也进而影响到对东晋建康陵墓制度的讨论、定性。要言之，若要讨论一些制度性的问题，前提是确保考古学基础信息的可靠与完备。此外，他援引人类学所说的“中心与边缘”理论，指出东晋建康及周边地区作为当时的“中心地带”，很大程度上是将洛阳西晋的文化因素移植到了江南，同时又杂糅了部分本土文化因素；而到了“边缘地带”，比如云南昭通县霍承嗣壁画墓、云南曲靖“二爨碑”，以及重庆地区所见的陵墓石刻等，都可见强烈的地域文化面貌。他还观察到东晋与南朝的文化割裂现象，如果反映在墓葬环境中，则主要体现为墓葬结构的变化、甬道石门替代木门以及陶瓷器的组合关系等方面。他进而补充，除山西地区的司马金龙墓外，山东地区的诸多墓葬如邹城刘宝墓等，恐怕也可借鉴南大北园东晋墓的整理模式。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许志强博士亦就东晋南朝陵墓制度或墓葬形态的“异同问题”展开分析，指出南朝墓葬或物质文化的源头至少要追溯到东晋，乃至东汉时期。他表示，在南大学习期间，他曾在历史系考古与文物资料室保管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当时展示的部分南大北园东晋墓出土文物，但这次“帝陵迷踪”特展作为全新的展览，将尘封已久的墓葬资料进行了完整展示，给自己提供了难得的近距离接触和学习的机会。总体而言，这批文物给人的直观感受是，墓内出土的酒具如青瓷耳杯、陶耳杯、陶瓢尊等均较其他东晋世家大族墓乃至南朝贵族墓尺寸更大，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墓主身份的尊贵与特殊。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助理研究员张今博士表示，很荣幸能以南大考古系系友的身份回归母校参加本次学术活动。他回忆到，9年之前，刚入学南大时，曾在邓玮光师兄的带领下，前往鼓楼校区田家炳楼的五楼陈列室参观了部分南大北园东晋墓出土遗物，以及早年商承祚先生在长沙地区征集的楚汉文物。9年之后，博物馆联合南大六朝所举办“帝陵迷踪”特展并出版正式报告，无疑让人感慨振奋。正如各位老师所说，南大北园东晋墓发掘时间久远，墓葬体量不大，相比于其他近年正式发掘的遗址、墓葬，固然存在一些难以弥合的“遗憾”。但是，反过来说，这也为整理这部报告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比如，本书为墓内所有出土器物都制作了详尽的文物卡片，并附有多维度的高清彩照，这是其他大报告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而且，附篇收录的蒋赞初先生口述史回忆，也忠实记录了墓葬的发掘经过和遗迹判定依据，应该说没有任何的忌讳，这无疑是一份宝贵的资料。当然，对于报告呈现出来的面貌，他也提出了两点期望：第一，《报告》中附有玻璃器、金银器的化学成分分析，但是否可对其他材质的器物也展开相关的科技分析？第二，如果各方面条件允许的话，衷心希望南大北园东晋墓改为常设展览，使其成为南大校园文化的重要名片，这无疑将为来校参观的各界人士留下更深的印象。

　　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主任吴桂兵教授指出，南大北园东晋墓是东晋墓葬中的经典材料，无论是早年的发掘、近年的整理、近期的展览以及围绕展览进行的一系列学术活动，都已经构成了这一材料的生命史。他呼吁，历史时期考古的永恒主题理应是“回归考古”，虽然历史时期考古要加强与历史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的融通，但最终历史时期考古的发掘、整理与研究都要回到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上来。南大考古学科特色与优势研究领域众多，但“六朝考古”无疑是其中的亮点。从蒋先生，到贺云翱、张学锋老师，再到新一代的南大考古人，南大考古同仁理应借助《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报告出版的契机，开启六朝考古或历史时期考古新的研究开端，这也与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与四世纪的开端”相呼应。在会议总结发言中，他首先向蒋赞初先生表示了崇高敬意，因为这是南大六朝考古前行的根本动力；其次，要向张学锋教授及其团队致敬。正是他及团队成员的不懈坚持，这部报告才能最终呈现在学界和读者面前；再次，向史梅馆长及其团队致敬。在史梅馆长的领导下，博物馆团队高效、坚持而且充满情怀，无论报告整理、展览呈现还是会议召开，都有他们的付出和辛劳。最后，感谢与会各位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使得这次会议成为融合考古学、历史系、文献学、美术史、博物馆学等在内的多学科盛会。

　　据悉，《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由南京大学博物馆、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花费6年时间整理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彩印出版。在该书出版前，南京大学博物馆特别策划了“帝陵迷踪——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特展”，向公众揭秘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展览通过实物遗存、考古资料、古籍文献的展示，系统完整地介绍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考古发掘过程、出土文物和研究成果。展览期间，博物馆举办了一系列教授导览、专题讲座、短视频推送等活动，并推出了相关展览文创，使得这一展览成为今年南京地区最受关注的文博展览之一。